如果说过去十年是中国商业航天的“技术验证期”聚创配资，那么2026年，行业将正式步入商业化与规模化的分水岭之年。
一边是社会资本与国资基金加速涌入、老股转让市场骤然升温，另一边是可回收火箭竞速、低轨卫星星座密集组网，以及发射工位供给趋紧等现实约束。
多重力量交织之下，中国商业航天正在从“百箭齐发”的探索阶段，走向一场围绕成本、产能与交付能力展开的深度洗牌。
市场抢筹头部项目老股
“近期商业航天赛道的热度可以说是突然爆发的。头部商业航天企业的投资份额当前已成为资本争抢的焦点，不少社会资本和国资的投资人频繁来询问我们项目老股是否转让。”此前投资臻镭科技、星河动力、长光卫星等明星商业航天项目的普华资本合伙人蒋纯对《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
蒋纯透露，社会资本的集中涌入，让头部项目的存量份额很快被消化，而国资机构的参与意愿则更为积极。多地政府基金集中主动寻求与商业航天项目对接，背后既有产业判断，也有明确的政策导向。
在“航天强国”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商业航天已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方向。多位受访投资人指出，对部分国有资本而言，在商业航天赛道保持一定配置，已逐渐成为共识性选择。
水木清华校友种子基金合伙人丁昳婷也对《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老股转让市场的变化在过去一年尤为明显。“以天兵科技为例，公司此前也曾进行过老股转让，但在前两年市场整体偏冷时，机构普遍较为谨慎。”丁昳婷称，“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承接老股的需求明显放大，不少机构开始主动寻找入场机会。”
丁昳婷长期关注商业航天领域，此前投资了天兵科技、天仪研究院、星际开发、觅熵等一众知名商业航天项目。在她看来，上述资本热度的变化并非单一因素推动：一方面，市场对头部商业航天企业的认知逐步清晰，投资标的进一步收敛；另一方面，随着部分项目商业化进展显现，资本端的风险偏好也有所修复。无论是直接承接老股，还是在Pre-IPO轮进行布局，参与机构数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
而资本热度陡增背后，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商业航天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提升。自2015年《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 聚创配资年）》首次在顶层规划中系统性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以来，商业航天逐步完成从“破冰”到“成型”的制度铺垫。
近年来，这一趋势进一步强化。2024年与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发展”，商业航天由培育类产业，正式迈入重点推动的战略新兴产业序列。
而对一级市场影响最为直接的，则是2025年底出台的商业火箭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指引。该指引首次为商业火箭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提供细化规范，为仍处于关键成长期、尚未实现盈利的商业航天企业打开了境内资本市场通道。
这一制度安排显著改善了商业航天项目的长期资本预期，让市场能够在评估技术潜力和战略价值的基础上，提前进行资本布局。
在此背景下，当前商业航天赛道的资本升温，并非短期情绪驱动。长期专注该领域的水木资本董事长唐劲草对《科创板日报》记者分析称，2025年一级市场对商业航天的关注度明显抬升，行业正从早期的“自发探索”，转向更清晰的“国家系统引导”阶段。与此同时，资金呈现出向头部与硬科技项目集中的趋势，项目估值分化加剧。
公开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商业航天融资总额达到186亿元，同比增长32%；融资共67笔，火箭制造、卫星应用为“吸金”主力，国家与地方引导基金则是“耐心资本”的主要来源。
展望2026年，唐劲草认为，募资端将受益于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持续撬动，以及科创板第五套标准扩容，预计募资同比增加，社会资本参与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投资端聚焦可回收火箭、卫星载荷等关键环节，“投早投小” 比例提高，单笔投资更趋理性；管理端将强化穿透式监管与投后赋能，建立适配科创的考核体系；退出端随多家头部企业 IPO落地，打通“技术-订单-上市-再投资”路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与区域性股权市场退出渠道同步拓宽。
商业航天火箭发射行业将加速洗牌
当前，商业航天火箭企业的上市进程明显提速，已有至少10家商业航天企业启动IPO进程，其中蓝箭航天、星际荣耀、中科宇航、星河动力、天兵科技5家企业的主营业务聚焦运载火箭领域。
而就在2025年的最后一天，蓝箭航天IPO进程取得最新进展，其科创板IPO申请获上交所受理聚创配资，拟募资55亿元。
《科创板日报》记者注意到，上述冲刺IPO企业均成立于2015年至2019年之间。这一时期正是国家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商业航天，商业航天领域开始快速发展的阶段。
这批企业经历了技术验证、工程化试错与商业化探索的完整周期，已逐步走到“规模化能力兑现”的关键阶段。火箭发射频次的快速提升，是行业主要参与者能级提升最直观的注脚。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商业航天火箭发射次数已突破92次，同比增长约48%。
比如蓝箭航天靠液氧甲烷火箭技术立足，其朱雀二号是国内首款成功入轨的液氧甲烷火箭，朱雀三号也实现了可回收火箭的技术验证；星河动力的谷神星一号火箭发射成功率超90%，2025年拿下了国内低轨卫星组网的12次发射订单；星际荣耀双曲线一号系列火箭累计完成11次发射，客户涵盖商业卫星公司和科研机构；东方空间公司专注于大型商业火箭研发，其“引力一号”火箭已于2024年1月成功完成首飞；零壹空间作为国内商业火箭领域的早期布局者，以固体火箭产品主攻快速响应发射赛道。
而随着星座组网进入实质加速期、新型号火箭集中首飞并转入应用、新发射工位、商业发射能力逐步释放。2026年中国火箭年度发射有望破百。
发射规模的抬升，也意味着竞争逻辑的根本变化，行业洗牌也由此到来。一位商业航天头部企业高管对《科创板日报》记者分析，火箭回收技术的突破正在加速，谁能先实现火箭的常态化回收，把发射成本降到每公斤1万美元以下，谁就能掌握定价权；目前国内商业火箭的部分核心零部件还依赖进口，谁能实现自主替代，也会从产能和成本胜出；其次，低轨卫星星座的建设是长期工程，能和大型卫星公司签订长期发射协议的企业，才能获得稳定的现金流。
他进一步表示，关于最终能脱颖而出的企业数量，业内尚无定论，但普遍认为最终存活的头部企业数量有限。“火箭领域因技术特性与市场需求差异，头部企业数量预计在5-6家。这一判断并非主观臆断，而是基于行业发展规律与头部企业竞争优势得出的结论。”
蓝箭航天相关负责此前也告诉《科创板日报》记者，商业航天未来的发展趋势会越来越集中，“因为这个业其实对价格很敏感，所以如果有企业率先在价格上实现幅度突破，那么留给其他企业的生存机会就很少了。最终形成的集中不是愿分配带来的结果，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不过终局目前尚未到来。蒋纯对《科创板日报》记者分析，火箭领域当前头部企业的产能与技术能力，不一定就能全部满足两大卫星星座的发射需求，“行业格局尚未完全固化，后续仍为新生力量留有市场切入与弯道超车的机会。”
2026年，可回收火箭迎来“密集攻坚年”
商业航天赛道热度居高不下，火箭发射作为产业链的核心环节，自然成了关注焦点。
火箭成本的“大头”是发动机和箭体，一级箭体的成本占70%以上。因此，它是降低发射成本的关键。目前，液体可回收火箭，已成为破局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核心发展方向。
可复用火箭最终目的是要降本，蓝箭航天董秘张宇蛟此前对《科创板日报》记者介绍，朱雀三号的复用成本呈现“前期高投入、后期边际递减”特征，复用20次时，成本基本仅为边际成本，主要包括二子级制造成本、一级维护费等。按照蓝箭航天的规划，朱雀三号的终极目标，是将单位发射成本降至每公斤2万元人民币以下。
从现实对比看，中美火箭整体运力仍存在约4—6倍的差距，成本差距亦直接反映在商业报价中。
一位商业航天业内人士也告诉《科创板日报》记者，目前国内卫星发射费用存在明显差异，主流商业发射报价集中在每公斤5万-10万元，但部分小型火箭或特殊轨道发射，费用仍可达每公斤15万元。以此计算，一颗500公斤级的卫星，发射费用最高可能达到7500万元。
在这样的成本压力下，可回收火箭逐步演变为决定企业生存空间的必答题。
但国内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仍处追赶阶段。蓝箭航天党委书记田耀四此前告诉《科创板日报》记者，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蓝箭航天、星河动力、中科宇航等企业均已布局可回收复用火箭的研制，但各家企业进展不一，采取的技术路线也各异。
迈入2026年，可回收火箭迎来“密集攻坚年”：11款型号同台竞速，既有朱雀三号、长征十二号甲的持续冲刺，也有长征十二号乙、智神星一号等8款新箭的首飞亮相，天龙三号等可回收构型更将于下半年加入回收战局。
根据多家公司已发布的研发计划，我国在2026年上半年之前将有多型可复用火箭计划实施飞行与回收任务。
朱雀三号副总师董锴近日明确表示，"对于朱雀三号，首飞只是开始。我们调整计划，希望26年年中能实现成功回收。一旦成功，我们已生产的三发火箭将快速投入迭代。"
星河动力方面亦向《科创板日报》记者确认，智神星一号的大型地面试验已全部完成，计划于春节前后实施首飞。
与此同时，“国家队”可回收火箭也在同步提速。从2026年起，至少有4款可重复使用火箭将相继开展首飞任务。
在近日落幕的文昌航天论坛上，中国火箭总经理关嵩宣布，长征十号乙（CZ-10B）可重复使用火箭预计2026年4月达成首飞条件，未来该型号火箭将与长征十号甲、长征十号丙一同，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3、4号专属工位执行发射任务。
长征十号甲由航天科技集团一院规划型号，与乙、丙型配套，定位中型运力可复用火箭；长征十号丙则为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大运力复用型号；航天科技集团5米级可重复使用火箭由航天科技集团总体研制，预计2026年上半年首飞。
然而，在技术端进入密集突破期的当下，基础设施端的约束形成了掣肘。作为最关键的底层资源，发射工位的数量、专用性与周转效率，已成为制约商业火箭发射频次与成本下降的核心瓶颈之一。
截至2025年7月，全国各大发射场已投入运营的商业航天发射工位为18个，另有7个在建。这些工位主要集中在文昌、酒泉、太原等国家级卫星发射中心，优先保障国家航天工程的推进，商业火箭发射窗口因此较为紧张，平均排队时间长达一个月。
在低轨卫星星座进入密集组网阶段的背景下，这一矛盾被进一步放大。以中国星网、G60千帆星座为代表的多个项目，规划卫星总数已超过2.6万颗，高频发射需求与有限、需排期的发射工位之间，形成直接冲突。
为应对缺口，新的发射场和工位正在规划建设中。例如，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正在建设三号、四号发射工位，计划在2026年底前形成“两期四工位”的格局，届时年发射能力有望突破60次。此外，浙江宁波、四川凉山、广东阳江等地也有商业发射场处于预备发展阶段。 然而，从建设到具备稳定发射能力存在周期，这意味着在未来一两年内，发射资源紧张的局面可能仍将存在。
星座组网提速，卫星批产成为商业航天新拐点
伴随火箭发射能力的持续释放，产业链另一端的卫星制造环节，也正在发生一场更为深刻的结构性转变。过去“一颗一颗造”的传统模式，正被批量化、流水线化生产所取代，显著缩短了卫星制造周期。
低轨卫星星座建设的体量，让这一转变成为了产业发展的必然前提。目前，GW星座规划卫星数量达12992颗，G60千帆星座已完成1296颗与13904颗两个批次的星座申报。如此规模的组网需求，意味着“慢工细活”的单星研制模式已难以为继。
为满足如此庞大的卫星需求，卫星制造企业正在加速产能扩张。垣信卫星在2025年7月发布了运载火箭发射服务采购项目招标公告，招标内容包括4次一箭10星和3次一箭18星的运载火箭发射服务。
这种“一箭多星”的发射模式，进一步推动了卫星制造的标准化和批量化。从产业逻辑看，这一变化并不陌生。正如智能手机产业从“工程样机”走向流水线量产，卫星制造也正在经历一场以效率和成本为核心的工业化跃迁。
从全球范围看，卫星批产已成为太空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支撑。通过规模化生产，卫星单位研制成本显著下降，制造周期大幅压缩，这是支撑万星级、乃至更大规模星座持续部署的前提条件。
在这一进程中，商业航天民营企业正逐渐成长为“造星新势力”。它们在研发产线的设计、建设和运行方面开拓出卫星批产新赛道，通过设计定型、工艺定额、试验裁剪、流程优化、节拍平衡、模块化装配、自动化测试等多种方式，有效提高了卫星的生产效率。
银河航天卫星制造工程师孙朋朋对《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传统科研模式的卫星制造工厂已经转变为工业化产品批产模式，比如银河航天卫星制造生产线融合了人机协作理念，借助装配机器人、智能设备以及数字化制造系统等尖端技术，打造了100至2000公斤级卫星的完整制造链条。产线可以满足年产100至150颗中型卫星的研制能力，研制周期缩短80%，让批量“造星”成为可能。 孙朋朋介绍，与电脑批产不同，卫星批产面对的都是大尺寸、重量大的零部件，从一根小小的电线走线到100多公斤的大重量舱板，卫星批产的每个环节对精度要求都极高。真空失重、极大的温差、强辐射等恶劣的太空环境使得卫星每一个零部件之间的衔接、装配都需要十分精细。
据了解，目前，银河航天已经拥有具备卫星批产能力的柔性生产线，通过智能化手段调节成适配不同卫星特点和尺寸大小的智能生产线。银河航天的卫星产线不仅能灵活适应各类卫星生产需求，更实现了总装自动化、测试程序化等先进功能，大幅缩短了整星研制周期，相较于传统模式，效率提升了80%。
综合来看，中国商业航天正从技术突破驱动，转向以成本、产能与交付能力为核心的产业竞争。资本抢筹、火箭洗牌、回收攻坚与卫星批产同步推进，标志着行业进入定型期。2026年，决定商业航天企业胜负的已不只是“能否飞起来”，而是谁能在约束条件下长期、稳定、低成本地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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